总理工资的经济学含义

卢麒元

原载：作者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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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二十年前，财政部的一个毛头小子，正式提出重新核定总理工资的建议。这个毛头小子认为：工资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前提；必须使名义工资与实际收入统一；必须使公务员收入和资产透明化；必须使各种隐性行政经费回归财政预算；必须约束公务员非工资收入形成的腐败；必须要控制公务员腐败形成的社会成本；必须使公务员精英化并享有精英待遇。此议一出，遭到各方怒斥，无疾而终。

    时光荏苒，二十年弹指一挥间，总理的工资至今没有重新核定。总理工资没有重新核定，全国公务员工资就不能重新核定。公务员的名义工资与实际收入严重脱节。各级公务员自发地在名义工资之外进行收入补偿，这就形成了无所不在的行政腐败。并且，基于工资补偿的行政腐败具有现实的合理性，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默认，成为约定俗成的、公然的、长期的潜规则。当然，行政腐败不会有边界和规范。于是，最终形成没有约束的社会性成本。非工资性收入形成的社会性成本导致社会整体效率反复下降。社会整体效率的下降，最终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体制性因素。

   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，总理的工资是总理劳动力产权的收益。劳动力产权收益，是劳动力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必要条件。公务员工资，是公务员劳动力产权的交易价格。无论是总理还是普通公务员，都应该以工资为主要方式获取劳动力产权收益，而不能在工资以外另辟蹊径。当公务员名义工资不能满足实际需求，并与其他劳动力产权市场交易价格出现差异的时候，应该立法确定工资调整的一般标准和方式。绝对不能允许公务员以非工资方式（包括福利方式）获取额外收入。公务员进行法定劳动力产权收益之外的，个人收入补偿，成为非税方式的特种收费，必然延伸成为机构和个人的成本和费用支出，最终转化成为社会成本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公务员非劳动力产权收入，意味着非法出让公共权力，形成权钱交易。权钱交易，本质上是公共权力受托人的盗窃行为，是对信托责任的背弃。公务员背弃信托责任的行为危害极其严重：第一，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；第二，极大地增加了社会成本，转化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；第三，形成畸形的社会阶层和畸形的消费形态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公务员劳动力产权收益问题日益恶化，成为中国政治和经济最为严重的破坏性力量，成为当代中国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
    其实，古今中外，不合理的公务员劳动力产权价格导致的腐败司空见惯。反而是，合理而稳定的公务员劳动力产权价格较为罕见。考察经济史，不能不仔细研究公务员工资，这是昌明盛世的最简单标志。即便是古代，如果宰相的工资，不足以维持百户百姓的生计，政体必乱。

    经济学是简单而冷酷的。公务员工资是特殊劳动力产权的价格，意味着特殊劳动力产权的主权交易行为。当这些特殊劳动力产权以非市场交易方式定价的时候，意味着这些劳动者丧失了劳动力产权的主权。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对特殊劳动者的奴役行为。这是反市场的行为，也是反现代化的行为。

    在理想主义滥觞的特殊时代，自觉接受奴役是高尚的行为。这就如同西方人称自己是上帝的奴仆。中国公务员的上帝是人民。过去，将公务员的自觉接受奴役的行为，称之为“为人民服务”。在本质上，这是超凡入圣的行为。当然，这种行为与市场经济是无法匹配的。毕竟，人非圣贤。在全民走下神坛，回归市场的时候，让公务员做圣人，既不公平，也无可能。于是，做不了圣贤的公务员悄悄地下凡了。下凡的公务员，如果是下海还好，就像七仙女下凡嫁了董永，男耕女织，成为普通的“人”。遗憾的是，不可能让所有的公务员都去做“七仙女”。作不了神仙，又变不成“人”，就只有阴阳颠倒一条路了。

    从纯理论的角度出发，劳动力产权价格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。劳动力产权价格扭曲，必然导致所有相关价格的扭曲，弱化配置资源的效率。而公务员劳动力产权的交易价格，即公务员工资，出现强烈扭曲，必然强烈扭曲所有劳动力产权价格。这种人为地扭曲，后果极其严重。当公务员丧失劳动力产权主权的时候，被奴役者也会进行奴役，新的奴役就产生了。以非税收方式，直接摊入社会的行政成本，逐渐演化成为一种行政暴力，最终形成对弱势群体和大自然的残酷掠夺。各级公务员及其关系人的腐败行为，没有底线和边界，可以渗透到社会每一个细胞，可以吞噬天量的社会财富，可以野蛮破坏环境和浪费自然资源，可以摧毁所有道德和法律规范。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在市场化过程中，已经被行政腐败严重的扭曲和异化了。

    历史很吊诡。从追求绝对社会公平的意愿出发，又走到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，历史戏剧般地饶了一个大圆圈。中国左的说教和右的叫嚣，是那样的幼稚可笑。然而，当幼稚可笑成为正统的时候，是没有人可以笑得出来的。在终于奔小康之后，中国的贫困人口急剧上升，中国的自然环境急剧恶化，这就不仅仅是历史的吊诡了。一出悲剧正上演。

    笔者当然知道，劳动力产权价格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。公务员劳动力产权价格的价外补偿，出卖的已经不仅仅是公务员的劳动，更多的是本不属于他们的公共权力。为了合法出卖公共权力，他们必须进行公共权力的垄断和私有化。这就促成了现代封建主义怪异地复兴。公务员们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外补偿，必须有组织和有系统地进行公共权力的垄断和私有化。近三十年形成的庞大“关系网”，就是基于血缘和亲缘的公共权力垄断和私有化的共同体。这个共同体在不断地扩展和壮大，并逐渐形成中国法定税收之外的，寄生于国家机器内部的，准税费征收体系。形成中国特有的社会再分配格局。这是基于行政权力垄断并私有化的再分配，具有经典的暴力掠夺特征，迅速形成中国二元经济格局。这是经典的反市场化现象，也是经典的反现代化现象。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最核心的问题。事实上，也是中国改革的最大障碍。

    解放思想，目的是解放生产力。解放生产力，应该首先解放处于奴役中的劳动力产权。必须清晰确立劳动力产权概念，建立公平公正的劳动力产权交易市场。市场形成的劳动力产权交易，才能形成合理的劳动力产权交易价格。作为特殊的劳动力产权价格，公务员工资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标志。公务员工资不应是名义的、虚伪的、不合理的、不现实的，而应该是合理的、现实的、简单的、纯粹的劳动力产权价格。

    中国改革到了攻坚阶段。攻坚需要的是常识和勇气。眼花缭乱的理论和争论，除了表达无知和无耻，实在没有多少实际意义。当一个大国总理的名义工资低到不足以维持十户百姓生计的时候，底层公务员的名义工资将无以维持生计。正门封死，必然有翻墙越窗者。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，事情也确实非常简单。然而，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麻将桌上，讲究的就是摸和推。在一圈又一圈的摸和推中，时光被迅速地消磨掉了，未来和希望成为梦幻泡影。问题最终还是被整齐地码放好，留给下一个玩家。

    又要行政体制改革了，还是倒腾机构编制问题，为什麽就是不去解决根本问题？！真的就无法结束这愚蠢的庸人麻将吗？比如，新一轮的行政体制改革就从核定总理工资开始。又比如，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应该由立法机构主导和实施。

    笔者就是二十年前那个毛头小子。黑发少年，都已两鬓斑白了。二十年风雨，洗尽多少尘与土，唯独空留云和月。如此简单的经济学问题，也实在算不上复杂的政治学问题，中国人真的就是搞不懂吗？难道还要再等下一个二十年吗？